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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美国战争资本主义是利用战争扩大原始积累、争夺世界市场，以缓解周期性过剩危机的资本主义，也是利用战争开支推动经济增长，同时寻求世界霸权的资本主义。美国战争资本主义不断发展的驱动逻辑是资本逐利，其重要保障、道义基础和重要条件分别是不断强化中央集权调动资源、丰富话语体系包装战争、美元霸权为军费融资。美国战争资本主义不仅加重了人民税赋，激化了社会矛盾，而且转移了人民财富，妨碍了社会进步;不仅导致了“深层政府”控制国家，使国家沦为不为人民而为军工集团谋利的“战争公司”，而且导致了美元信誉、美国国力以及美国霸权的衰落;不仅破坏了和平的国际环境，而且增加了广大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障碍和成本。
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到底是和平的福音还是战争的重要原因?众说纷纭。部分西方学者认为，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有助于和平，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以美国为主导的资本主义全球化使各国融为一体，降低了战争的可能性;美国资本主义是那双维护世界和平的“看不见的手”，美国通过军事实力将“和平扩展到了更多的土地”。2025年，美国新一届政府成立，许多观察家基于当选者的竞选言论，认为美国将很快成为结束地区冲突和战争的主导力量。如果竞选时的和平言论成为现实，这无疑是一种福音;但如果就此忽视了以往美国在地区冲突中的作用，便有可能错判美国资本主义的性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为分析战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提供了理论基础。比如列宁指出：“战争导源于资本主义的本质，只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不再存在的时候战争才会停止。”此外，2014年，哈佛大学的斯文贝克特在《棉花帝国一部资本主义全球史》中提出“战争资本主义”的概念，也为人们理解资本主义如何导致战争提供了视角。本文借助贝克特的这一概念，从“美国战争资本主义”出发，分析为何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容易导致战争而很难促进和平，以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其逻辑和主要影响。
学术界目前还没有对“美国战争资本主义”给出确切的定义，但是通过梳理美国资本主义发展历史，可以将其涵义归纳为四个方面：一是发动战争扩大原始积累的资本主义，二是利用战争开拓世界市场缓解周期性过剩危机的资本主义，三是利用战争开支推动经济增长的资本主义，四是通过战争谋求世界霸权的资本主义。这四个方面的涵义，贯穿于美国战争资本主义的发展历史。
马克斯韦伯认为，美国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源于禁欲、理性和强制节约。然而，从今天的美国历史研究成果来看，美国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不是“田园诗式”的赞歌，而是战争写就的历史。通过战争扩大资本原始积累构成了美国战争资本主义的首层涵义。
有学者引用1796年乔治华盛顿告别演说中提出的孤立主义理念为了保存建立不久且相对弱小的美国，要避免与欧洲帝国发生战争，来否认美国早期的战争倾向和历史。然而，虽然美国坚持孤立主义，但它并不主张与世界隔离，放弃商业利益。美国提出孤立主义的主要目的是摆脱欧洲帝国的干扰，便于在北美践行欧洲式的战争资本主义，即通过战争掠夺扩大原始积累，增进国力。而早期美国战争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途径主要是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发动战争扩大国家领土及资源的积累。首先是通过“独立战争”，摆脱英国殖民统治，获取美洲的殖民地，增加土地资本的积累;其次是通过武力吞并北美土著居民的土地。迈克尔莫里森在《战争资本主义与国家掠夺》中指出，美国在“获取土地、资源创造新的资本的愿望驱使下”，发动对印第安人的战争，并利用集中的、有组织的暴力来促进当地的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转变。此外，美国还发动与法国、墨西哥、西班牙的战争，与沙俄、英国签订条约，扩大了国家的地理边界，使国土面积及自然资源居世界前列。一国国土面积的大小，决定了其成为大国的可能性;通过战争获取土地和资源，以提升国力，是美国早期资本主义的主要动力。
二是通过战争展开殖民掠夺，扩大原始积累。首先是通过美西战争等建立更多的殖民地，利用殖民地丰富的原材料以及廉价的劳动力，为美国资产阶级创造丰厚的利润;其次是通过战争，重新瓜分殖民地，进一步扩大资本原始积累。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通过既往的原始积累快速发展，成为世界强国，但此时它并没有获得与地位相符的殖民地。出现了列宁所说的“帝国主义各国之间新的力量对比，同历史上形成的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的占有情况极不相符”的局面。为了重新瓜分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美国参与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综合来看，美国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是发动战争获取土地、掠夺资源，并迫使当地人民转变为除了出卖劳动力之外没有其他生活手段“过活”的过程，这构成了早期美国战争资本主义的涵义。当然，莫里森指出，除了原始积累之外，资本主义背后开拓世界市场的欲望也是战争的“驱动引擎”。
美国早期的原始积累不仅极大地促进了经济增长，而且显著地提高了美国的生产力。但与此同时，美国在20世纪初出现了市场难以消化商品的过剩危机。马克思指出：“为了不发生生产过剩，市场必须扩大。”为了避免19世纪90年代的过剩危机再次发生，美国精英认为“应该有一些新的市场，去征服一些新的地区，以便能推销出我们的产品”。而利用战争开拓世界市场以缓解过剩危机，则是美国战争资本主义的第二层涵义。
美西战争之后，美国获得了西班牙的部分殖民地及其商品市场。此后，美国开始开拓欧洲市场，然而欧洲国家在消化本国产品方面同样困难;美国进而开始寻求亚非拉美市场，但这些市场已经被英法等国支配。20世纪第二个十年，欧美国家的过剩危机导致重新瓜分和争夺世界市场的斗争。列宁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是称霸世界市场的斗争”。但一战没有解决帝国之间的矛盾，战后经济民族主义盛行，国际贸易复苏乏力，美国在20世纪30年代再次面临过剩危机。二战时期，德日两国拒绝美国商品输入，进一步加深了美国的经济危机。虽然美国参与二战最终解决了德日两国市场的限制问题，但又迎来了新的困境：败退台湾，美国失去中国大陆这一全球最大的单一市场;半殖民地的中国转向社会主义，倒向苏联，缩小了美国商品输出范围;遭受战争破坏的西欧国家由于货币大幅贬值且缺乏美元购买美国商品，阻碍了以美国为主导的贸易重建。二战结束之后，美国启动“马歇尔计划”并与昔日敌人德日两国结盟，同时对曾经的盟友苏联发动冷战。这表面是阵营和意识形态的划分，实则是重新争夺全球市场、缓解过剩危机的斗争。
苏东剧变之后，前苏东国家的市场向美国开放，美国商品输出得以扩大。进入21世纪，美国仍发动对外战争和“”，以获取更多的资源和市场准入。世界市场的扩大推动了美国商品销售以及资本积累，这些积累最终回到美国转化为新的资本。但是，在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美西方国家商品竞争力有所下降，导致其世界市场份额有所减少;加上全球经济衰退，“脱钩断链”的经济民族主义、贸易保护主义再次抬头，欧美可能再次面临过剩危机。这导致许多与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帝国主义国家争夺世界市场的相似情形正在增加。战争必然威胁和缩减全球贸易，全球贸易市场的萎缩又必然导致争夺市场的战争。到底是通过新的战争还是通过合作共赢解决资本主义过剩问题，是未来国际政治发展的重要焦点和分水岭。
利用战争开支推动美国资本主义经济增长是美国战争资本主义的第三层涵义。这层涵义的得出基于美国决策层和学术界对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经济表现的两个重要判断。第一，不是罗斯福新政，而是战争带来的庞大军费开支拉动了经济增长，帮助美国结束了“大萧条”。比如，罗斯福总统的顾问哈里霍普金斯就表示，起初美国政府在解决经济萧条方面“找不到其他出路”，是庞大的战争开支拉动经济增长而“提供了应对这一危机的一个手段”。萨米尔阿明在《资本主义的危机》一书中也强调“美国靠着二战和冷战期间的庞大军费开支才走出了30年代经济危机的阴影”。第二，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生产了许多军备产品，一旦战争停止，战时生产的军备产品就无法转化为消费品，这也会导致美国军备产能过剩，进而产生经济危机。据美国《商业周刊》统计，因为战争，美国1944年生产的日常消耗品比1939年多了75%;一旦战争停止，美国经济增长将再次陷入停滞。1945年美国经济协会第五十七届年会基于同样的理由认为，战争结束会导致美国经济停滞。
因此，为了拉动经济增长、避免停滞，美国决策层和学术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行将结束之际，提出了“永久战争经济”(Permanent War Economy)的理念，试图通过“永久战争”扩大军备支出，提升经济活力。他们认为只有扩大军费开支，甚至进行“永久战争”才能弥补美国资本主义经济增长不足的缺陷。冷战开始之后，有越来越多的学者支持扩大战争开支以提振经济。20世纪70年代，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以及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顾问保罗萨缪尔森就表示，为了经济增长，美国有权扩大军费开支;20世纪80年代沃顿计量经济学的研究则认为，美国庞大的战争开支是保持经济增长的“最大动力”;进入21世纪，美联储前主席本伯南克强调，战争开支对美国经济增长有突出贡献，甚至“驯服”了周期性经济危机;美国的经济增长和经济韧性，要归功于“战争中的高额军费支出”。
通过发动战争刺激经济增长的思想不仅深植于美国决策层，而且极大地影响着美国外交政策。特别是美国军工复合体为了从高额军费中获利，不断操纵深层政府使外交政策往战争的方向发展。对此，有学者认为，美国已经从19世纪的帝国主义时代进入“永久战争时代”。美国进入“永久战争时代”，意味着发动战争扩大军备支出不再是推动经济繁荣的“紧急措施”，而是作为避免和驯服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危机的常规工具。当扩大军事支出和发动战争成为维持经济增长和“驯服”周期性经济危机的手段和目的之时，以“永久战争”为基础的战争资本主义模式已然形成。
美国战争资本主义的第四层涵义，是指在战争中建立以美国资本主义为主导的世界霸权。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美国霸权有别于基于共识原则的领导权;相反，它是用“主从关系”“主仆关系”取代平等关系，从而获得相对优势、绝对优势的发展模式。如果仅仅研究美国孤立主义的历史，会认为美国从一开始就不谋求世界霸权。然而，从19世纪末的美西战争开始，美国早已逐步放弃孤立主义，从谋求西半球霸权转向谋求世界霸权。
在20世纪初成为新兴工业强国之后，美国登上了争霸舞台。列宁指出，曾经“英国仗着自己的经济力量通过长期战争，确立了无可争辩的世界霸权”。20世纪，美国也依靠经济实力和战争征伐夺取世界霸权。第一次世界大战，美国就宣称要“称霸世界”并“把自己的军备扩充到空前的规模”。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抛弃了开国元勋“不卷入战争”“不介入欧洲内部纠纷”的“准则”，采取了参与战争重塑世界格局的策略。德怀特戴维艾森豪威尔回忆：“美国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其目的是为了消除德、意、日的竞争争夺世界霸权。”世界大战根本上是新旧帝国争夺世界统治地位的较量，较量的结果是美国的敌人和盟友都被严重削弱，美国却从战争中崛起。美国决策者相信世界秩序将朝着最有利于美国的方向重组，美国将迎来登上全球权力顶峰并重新配置世界秩序的黄金时机。其他国家都不能质疑美国的意志，只有苏联能充当权力天平的平衡者。苏联解体之后，美国不断发动并粉饰新的战争，寻求单极霸权。这就像列宁批判“英国不打仗就不能保持自己的世界霸权”一样，美国也通过更多的战争维持其世界霸权。进入21世纪，美国政府将争霸的对象转移到新兴大国或强国联合体。2018年，美国宣告“全球反恐战争”结束，“大国竞争”成为新的争霸的战略导向。2022年美国《国防战略》将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列为首要威胁，试图通过混合战争遏制他国崛起，以确立无可争议的全球霸权。2024年末，美国共和党及其总统候选人获得大选，其政治纲领仍然要求美国“军队成为世界上最现代化、最致命、最强大的力量”，以便扼制新兴大国，维持世界霸权。
世界霸权对于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而意义的实现需要依靠战争。首先，无论是美国的跨国资本还是金融资本的扩张，都需要美国的战争暴力作为保障。其次，为美国军事霸权输血的金融霸权以及与美元挂钩的石油资源，都需要美国军事力量加以维护和威慑。再者，美国需要为霸权的追随者提供军事保护，以换取他们对美国的依赖，以及美国资本对其劳动市场和产品市场的大举进入。美国战争资本主义是通过战争确立美国霸权的资本主义，而美国霸权不是“自由”“和平”等道义的实现，而是利用霸权在他国兑换经济利益的实践。
厘清美国战争资本主义的涵义之后，还需明白驱动美国资本主义走向战争的底层逻辑是什么，又是什么在保障或推动美国战争资本主义发展至今。
英国经济学家亚瑟塞西尔庇古认为：“战争的爆发，促成之情形甚多”，但最后分析起来，无非“求利欲”使然。马克思引用托约邓宁的论述也认为“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动乱和纷争能带来利润，它就会鼓励动乱和纷争”。通过战争、冲突逐利是战争资本主义存在的重要方式。美国战争资本主义推动原始积累、拓宽世界市场、扩大军备输出、建立世界霸权的手段是战争，但底层逻辑如马克思所分析的仍是资本逐利。
通过战争帮助资本逐利是美国资本主义的传统，也是美国战争资本主义发展史的重要内容。美国开国元勋、《独立宣言》的签署者罗伯特莫里斯、威廉利文斯顿以及1780年的美国首富威廉宾厄姆都赞成通过战争获利，甚至将战争视为比和平贸易更好的“发财的手段”。美国推动殖民战争，参与世界大战也是为了资本逐利。1934年美国参议院奈伊委员会“以大量的数字和文件说明了美国参战完全是少数经济利益集团操纵所致，华尔街银行老板与战争进程联系密切，与政府主张参战者遥相呼应，内外勾结，借战争大发横财”。而斯大林也曾评价道，美国“需要战争以便获得超额利润，以便劫掠其他国家”，“他们认为战争是产生巨大利润的有利可图的事情”。美国侵朝战争再次证明了这种观点。美国外交史专家威廉斯图克指出：“在朝鲜问题上，华盛顿不希望和平，因为华尔街的资本家要从战争中获利。”冷战至今，美国对外挑起的武装冲突、“”、代理人战争，背后也都是为战争提供物资的工业资本、为交战双方提供资金的金融资本以及对外军售的军工资本在逐利。资本逐利已经成为美国战争资本主义的底层逻辑和存在方式。美国战争资本主义的发展贯穿于财富和利益从战败者转向胜利者，从受害者转向侵略者，从被压迫者转向压迫者的全过程。
诚然，逐利是美国战争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动力，但它能否逐利成功又取决于战场上、军事上的胜利。要取得这些胜利，没有充分调动资源的中央集权作为保障是难以完成的。然而，在西方话语叙事里，美国是“权力分立”的“弱国家”，也就是有限政府的国家，许多研究据此将美国与欧洲专制国家区别开来。
我们首先需要打破美国是“弱国家”和“有限政府”的神话，特别是对美国战争资本主义的发展来讲，这种观念并不适应其需求，也不符合其历史。首先，中央与地方结构关系薄弱的国家实体的生命往往是短暂的。美国建国后不久，为了维持生存，整合了各州的力量，实现了集权以及邦联到联邦的发展。其次，资本主义的发展本身是“分散的政治”实体向更加“集权的、军事化”国家演变的过程，美国也不例外。再者，有限政府或者说“弱国家”并不能够帮助美国有效集中资源推进战争殖民、对外扩张;也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够不通过政府集权去完成资源集聚，进而实现国家意志;美国发动战争、调动资源、对外扩张，只有建立更加集权的联邦政府才能实现。法国政治学家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早就观察到，“战争的胜负主要取决于将全国资源迅速地投于规定的目的”，美国要打赢战争就必须“迫使国家将全部权力集中到政府手里”，这必然导致中央集权的形成。《牛津美国政治发展手册》也强调战争对美国中央集权的促进作用，在这方面，要承认美国与欧洲并无区别。
战争资本主义的发展推动了美国中央集权的形成，也正是美国中央集权的不断加强为美国资本逐利以及战争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保障。一方面，它不仅在战争中创造中央集权化的、理性化的权威，而且能够进行高效战争动员，并建立一整套与之匹配的行政体系和财税体系;另一方面，“一个大型的组织本身就是一架难以启动的重型机器”，组织的集权化有助于决策者在战争中迅速作出决断提供体制基础。美国学者迈克尔赫德森认为，中央集权使美国在战争中“享有重大的策略优势”，因为“它只有一个单一的政府”，“在速度是决定性因素的情况下，这使得它能够在策略上胜过欧洲”。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则认为，为了应对未来的全球冲突，美国不应该放弃中央集权，而是应该建构“有效的集权化的战略规划体制”，通过“集权式的机构来使整个系统运作起来”。高效的中央集权最初保证了高度分散的13个州在扩张中成为超级军事大国，如今美国不断加强的中央集权，则为战争资本主义扩张提供了有力保障。
战争不仅需要战场上的胜利，也需要道德上的胜利。要取得道德上的胜利，正义的理由和正当的目的必不可少。美国政治家为赢得民众对战争的支持，不断丰富话语体系为发动的战争提供辩护。
一是在美国战争资本主义的早期发展中，声称其战争扩张和殖民掠夺是应乎“昭昭天命”。“天命”宣称北美殖民地是上帝分配给盎格鲁撒克逊人应得的“本分”，这种“本分”为其领土扩张、殖民掠夺、战争干预提供无须证明的合理性，其实质接近于大卫哈维的《反资本世界简史》指出的，“用欺诈、谎言、神秘化，来掩盖富人和权贵对和小众群体进行的恶劣侵占”。二是将“天命论”深化为“文明传播论”，为争夺殖民地市场的战争行为辩护。美国声称它有责任通过枪炮打破殖民地闭关锁国的状态，将文明的好处带给那些“无知”的人。然而，这种“文明”是建立在贬低其他国家为“野蛮”“落后”，使其在“挨打”的过程中丧失自尊，陷入自我否定的虚无主义之上的。马克思指出：“当我们把目光从资产阶级文明的故乡转向殖民地的时候，资产阶级文明的极端伪善和它的野蛮本性就赤裸裸地呈现在我们面前。”三是将“文明传播”转变为“拯救世界民主”，以便美国参与和发动战争。列宁曾揭露了美国威尔逊政府“以战争拯救世界民主”并支持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虚伪实质;列宁认为“威尔逊的论调是明显的谎言和伪善，因为威尔逊是靠战争发了数十亿横财的资产阶级的代表，是拼命武装美国以便进行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的政府的首脑”。第二次世界大战至今，美国常常宣称其发动的战争是为了“拯救世界民主”。然而，美国国内民主的现状并不足以保证它能够“拯救”他国民主。美国“拯救世界民主的事业”，“不过是那些从战争中捞到巨额好处的利益集团动员民众参战的堂皇口号”。
此外，美国还通过“塑造威胁”，宣扬历史虚无主义丑化他国领袖、英雄人物等手段，或者通过半真半假、断章取义的分析，用带有偏见性的语言操纵认知，夯实战争的道义基础。然而，任何不以和平为目的的战争都是非正义的，那些躲在战争背后不断粉饰非正义战争的行为更是如此。美国战争资本主义的道义基础不是维护受到侵犯的权利，也并非以正确的意图或者以实现和平为前提条件，它只是霸权政治的继续，并不具有真实的正义性。
凡兴兵打仗，都需要军费作为保障;没有足够的军费，战争难以推进。美国战争资本主义的一项重要活动就是为军费融资。19世纪末至越南战争之前，美国军费融资的主要手段是税收、印钞和国债，越南战争至今主要是向国外借贷。莎拉E.克雷普斯在《美国战争融资的方式与民主衰落》中表示，美国决策层将国外借贷作为战争融资的方式，他们的决策就很少受到约束和监督，不过，这也会助长战争。
美国通过国外债务为军费融资的基础是1944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的美元霸权，美元霸权“迫使其他国家持有美元为美国的海外帝国融资”。但需要注意的是，美国大举发行美元、美债为军费融资主要是在1971年黄金与美元“脱钩”之后，也就是各国将美元作为“纸黄金”储备之后。此后，美国“不受任何约束地放任自己的国际收支赤字无限扩大”为军费融资。这种融资方式实际上是让其他国家为美国的军事行动承担费用。荷兰中央银行前行长威廉杜伊森伯格曾指出，这种军费融资机制意味着美国发动的战争“不是由美国资助的，而是由其他国家资助的”，其目的就是让其他国家持续为美国发动的战争买单，并屈服于美国的意愿。换言之，美元霸权使美国发动的战争“无须由其国内产出来进行战争融资，而无一例外地主要是由欧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中央银行以其手中结余的美元购买美国财政部债券来融资”。基于这种逻辑，我们可以说，有了美元霸权，支撑美国战争资本主义发展的经济基础就得到了保障。
美国学者马克艾伯森认为美国政府将大量资源投入军事和战争，已经成为“战争资本主义国家”(War Capitalist State)。而美国战争资本主义的发展也对美国国内经济社会以及发展中国家和平走向现代化产生了消极影响。
第一，美国战争资本主义的发展要求高额的军费开支，军费开支属于非生产性支出，它不仅加重了人民税赋，激化了社会矛盾，而且转移了人民的财富，妨碍了社会进步，不利于国内制造业就业。首先，为军费融资的税收、国债不断加重人民负担。列宁曾指出：“战争使整个国家机器变成了一个从人民群众身上榨取数以亿万计的赋税”的工具。冷战初期，杜鲁门政府为筹集军费向民众共征收3100亿美元的赋税，比所有前任政府在156年内所征收的全部税收还多650亿美元。越南战争之后，美国利用美元霸权发行美债为军费融资，导致美国因此积累的债务是“整个第三世界债务的总和”，成为当今世界最大的债务国。然而，利用债务弥补军费的方法，实质仍是把战争代价转嫁给人民。美国国民早已用选票表达出对政府“以花费巨大的武力解决国际问题”的“厌恶之情”。其次，战争支出是非生产性支出，它不仅消耗了人民的财富，而且不能产生任何剩余产品以提升人民的生活水平。艾森豪威尔曾反思，美国“每开一枪,每发出一艘战舰,每发射一枚火箭,最终都是意味着从饥饿无食、寒冷缺衣的人们那里偷窃。武装的世界不仅需要花钱,同时也花掉劳动者的血汗、科学家的天才和孩子的希望”。2017年诺贝尔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则强调，由于美国军费开支挤压生产性投资且不能产生用于改善人民生活的产品，“普通美国家庭的生活水平甚至不如25年前”。再者，这种挤压效应不仅减少了社会治理及公共服务投资，还妨碍了社会进步。近年来，美国军费开支世界第一，但用于社会建设的投资却不断减少，这导致2022年美国婴儿死亡率不降反增，2024年美国人口监禁率世界第一。最后，由于军事生产会牺牲民用生产，这会导致民用制造业的就业萎缩，激化本土工人与移民工人在工作机会上的竞争与矛盾。这些问题被认为是战争贩子“在国内制造的灾难”，引起了民众的共鸣。据近年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的调查，美国民众已经“厌倦了战争，不想卷入世界事务，尤其是军事事务”。
第二，美国战争资本主义的发展导致军工复合体组成“深层政府”控制国家，国家沦为不为人民而为军工集团谋利的“战争公司”。首先，随着战争资本主义的发展，美国军工利益集团在二战之后通过“旋转门制度”，“深入国务院及各重要部分及其他政府机关”，建立了深层政府。“深层政府”不由选举产生，却有能力影响国会、总统和政府机构;它不但能够确保自身利益不受党派更迭的影响，而且试图将国家转变为执行其意志的“战争公司”。其次，美国一直“致力于建立一个大型的、以商业为主导的公司制国家”，而美国军工复合体创造了“国家即为战争公司”的发展模式。“战争公司”将军费开支作为其利润来源，在潜在利润的刺激下，“深层政府”将国家推向战争并要求国会通过巨额军费预算。这又导致以下结果：一是国家无法体现人民追求和平的意志，人民难以通过政治参与改变外交政策。二是如列宁所说：“工人群众肩负着战争的全副重担，而有产阶级则利用人民的灾难从中取利”;美国“深层政府”通过战争取利不单消耗本国人民生命而且侵害他国人民生存权利。据美国“国防伤亡分析系统”显示，过去120年里，美国在战争中死亡的军人超过62万。2001年以来，美国对外战争至少造成450万人死亡，3800万人流离失所。凡是经历过战争、见识过战争和不以轻浮态度谈论战争的美国民众都态度鲜明地反对战争。如果美国统治阶级不提出反战议程作为“社会安全阀”平衡社会矛盾，必然会导致美国国内劳动反对资本、穷人反对富人的战争，直至这个战争爆发为整个社会的革命。
第三，美国战争资本主义的对外扩张和市场化运作，极大地损耗了美国国力、美元信誉以及美军战斗意志，使美国霸权面临衰落。首先，战争扩张导致霸权衰落是历史规律。英国学者劳伦斯詹姆斯的《大英帝国的崛起与衰落》认为，19141945年，战争扩张和庞大的军费开支消耗国家财源，导致英国霸权走向“终结”。《美国外交政策百科全书》则认为，古代亚述帝国、雅典的覆灭都源于将国力用于战争扩张，如果美国继续将国家资源用于战争而非生产性投资，同样不能逃脱这种历史规律的支配。其次，越来越多国家将“去美元化”提上议程，美元霸权的衰落将导致军事霸权衰落。一是许多国家认为美国金融体系本该促进和平，“却被用来为美国的世界军事开支融资”，背离了和平发展需求，须考虑其他体系代替;二是美国债务与军费开支有关，随着债务攀升，美国政府的偿债能力遭到质疑，许多政府选择减持美债，这不仅动摇了美元霸权而且弱化了美国的军费融资能力。美元霸权被削弱，“美帝国的扩张就会受到遏制”，其他霸权也会随之衰落。再者，美国军人的责任感、荣誉感在资本主义市场化的运作下不断弱化，间接削弱了美军作战能力和霸权影响力。2024年美国“报名参军的人很少”，因为美国武装部队失去了“荣誉传统”。不少学者对此深感忧虑，因为在市场化经营下，军队的主要任务不再是打赢战争，而是为军工企业和自己“赚钱”。美国战争史学家保罗A.C.科伊斯蒂宁指出，许多民众参军的动机是经济利益，而非职责、忠诚和荣誉。军队的商业化倾向异化了作战目的，间接削弱了美军战斗意志以及美国霸权。弗朗西斯福山认为，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到2021年美国支持的阿富汗政府突然溃败，种种迹象表明美国霸权面临终结。
第四，美国战争资本主义破坏了和平的国际环境，增加了广大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障碍和成本。首先，美国战争资本主义为扩大军费开支频繁发动战争，增加了和平赤字，加剧了各国之间的不信任以及战争的风险。这不仅恶化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国际环境，而且会迫使发展中国家牺牲其他公共开支来满足非生产性的军费开支，增加其步入现代化的成本。其次，美国利用“军事援助”作为交换，掠夺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经济资源，弱化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物质基础。历史上，美国不断制造各种“”，以促使弱国或者冲突方寻求美国的“军事援助”。然而，美国的“军事援助”不是为了它们的和平，而是为美国的现代化及垄断利润换取条件。其交换条件为：一是对美国敞开大门，允许美国资本渗入，然后通过私有化进程，掌握其公共资源，进而反哺美国军事能力;二是低价掠夺其原材料和半成品，为美国经济服务;三是签订不平等条约，以便垄断资本获取高额利润。美国并不希望发展中国家实现独立和现代化，因为它们的独立和现代化与美国战争资本主义控制其资源、掠夺其发展成果的目标是相冲突的。再者，美国战争资本主义的发展收窄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美国维持其他国家无法超越的高水平军费开支，不是为了保障发展中国家自主、安全地走向现代化，而是为了通过军事胁迫让发展中国家选择美国现代化道路，或者将防务移交给美国，进而使其在政治、经济、外交上依附于美国。然而，道路选择关系一个国家的长治久安，美国的军事干预不仅破坏了发展中国家自主探索现代化道路的进程，而且为其带来了不利于现代化的国际环境。这种做法“实质上是一种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的利益为中心的解决方案，非但不可能为发展中国家带来福音，而且还对它们构成了极大的威胁”。
总之，美国的发展史也是一部战争资本主义史。战争推动了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也会导致美国资本主义的霸权衰落。2024年代表美国共和党竞选总统的候选人及其团队提出了一系列的反战议程，宣称准备瓦解“深层政府”，以脱离战争消耗，解决积弊已久的国内问题，使“美国再次伟大”。这种孤立主义议程帮助他们赢得了民众的支持，赢得了大选。提出“遏制政策”的乔治凯南曾指出，美国“解决自身社会问题的每一项勇敢而坚定的举措”，都是“一个外交胜利”。但是，这些议程到底是竞选的技巧还是实际改革的指南，它会不会对战争资本主义的发展产生切实的抑制效果，或者说美国新一届政府能不能跳出战争资本主义的发展逻辑，还有待验证。但可以明确的是，在美国新任政府表现出领土扩张欲望和世界资本主义矛盾不断累积需要疏解的情况下，战争胁迫仍然是其难以抛弃的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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